拜占庭帝国的边疆直接继承自罗马共和国与早期帝国时期的军事征服◈✿。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随着边疆危机的持续◈✿，帝国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控制◈✿，并由此奠定了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基本边疆态势◈✿，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治理也成为拜占庭帝国国家建构的重要环节◈✿。在边疆治理中◈✿，早期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指导和干预边疆地区地方行政◈✿，塑造了边疆地区的外在统一性特征◈✿。与此同时◈✿，帝国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是◈✿，边疆地区长期存在着以族群和语言多样性为核心的内在多元性◈✿。就边疆治理理念而言◈✿，在早期拜占庭帝国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表述中◈✿，封闭的边疆取代了罗马帝国早期边疆无尽的理想◈✿。但是◈✿，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在现实中始终保持着开放性

　　近现代学者所称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诸多特征由罗马帝国(Roman Empire)继承与发展而来◈✿，其疆域之成型实际上与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长期对外征服战争以及3至5世纪时持续的边疆危机存在直接关联◈✿。正是罗马的军事征服为拜占庭帝国缔造了边疆地区◈✿，而边疆危机则促使拜占庭帝国最终成为一个以东地中海世界为领土核心的区域性帝国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从公元418—419年西哥特人(Visigoths)的王国建政于高卢(Gaul)西南部开始◈✿，帝国的莱茵河(the Rhine)边疆◈✿、不列颠(Britannia)边疆以及阿非利加(Africa)边疆相继脱离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至5世纪后期帝国军队“蛮族”将领奥多阿克(Odoacer)控制意大利(Italy)◈✿，伴随着西部地区边疆的瓦解◈✿，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大致完成了由覆盖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向以东地中海世界为主的拜占庭帝国的过渡◈✿。因此◈✿，扩展边疆地区的帝国征服与导致边疆地区丧失的帝国退却共同塑造出后人所知的拜占庭帝国核心疆域◈✿。可以说◈✿，关于边疆地区的研究是理解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必备一环◈✿。

　　据学者研究◈✿，至罗马帝国晚期◈✿，正是由于其力量的相对衰落◈✿，帝国世界观中对于其物理边界的认知反而得到了增强◈✿。与边界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边境”(limes)◈✿。在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在位)时代可能就开始出现了最早的“边境”◈✿，罗马帝国的疆域界限在当时首次得到确认◈✿。这个词语最初由土地测量员所使用◈✿，指在田地之间的界限或边界◈✿，通常由道路或某种障碍物所构成◈✿，后被用于指代实际的通道或道路◈✿，在帝国时期进一步获得了边界内的土地◈✿、国界或边疆◈✿、分界线等多重意义◈✿。一般认为◈✿，“边境”逐渐从其本意“道路”转变为沿线有边防堡垒的军事道路◈✿，并指代边疆地区◈✿。

　　就边疆研究本身而言◈✿，戴森分区域探讨了罗马西部边疆的形成过程◈✿。惠特克在其《罗马帝国的边疆◈✿：社会经济研究》中论述了边疆与罗马帝国发展之间的影响◈✿，分析了边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以及罗马帝国边疆崩溃的原因◈✿。在2004年出版的《罗马及其边疆◈✿：帝国的动力》中◈✿，惠特克探讨了关于罗马边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对于罗马人所认知的边疆◈✿、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与私人生活◈✿、罗马帝国与印度的贸易以及罗马帝国的移民问题等都有新颖论述◈✿。埃尔顿的《罗马帝国的边疆》分析了罗马边疆的概念◈✿、类型◈✿、建立以及边疆地区的各种活动◈✿，认为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边疆都是双向的◈✿，是一种政治而非文化的限制◈✿。艾萨克在《帝国的边界◈✿：罗马军队在东方》中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探讨了帝国对其东部边疆地区的政治与战略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同时分析了边疆地区民众在此过程中所受的影响与回应◈✿。在柯林斯等人主编的论文集《罗马边疆军事建筑◈✿：古代晚期的军队及其建筑》中◈✿，晚期罗马帝国在今英国◈✿、奥地利◈✿、比利时◈✿、阿拉伯半岛以及北非等帝国边疆地区的军事建筑遗存得到了审视与研究◈✿。肯尼迪在《约旦的罗马军队》中◈✿，结合考古发现与铭文◈✿，分地点分区域详细介绍了罗马帝国在约旦的驻军◈✿、据点◈✿、军事道路◈✿，是较具特色的案例研究◈✿。罗马—拜占庭帝国是否存在军事战略或是采取何种军事战略防卫边疆也得到了关注◈✿。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与《拜占庭帝国的大战略》中◈✿，勒特瓦克从战略学者的视角对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大战略”进行了独特分析◈✿，内容横跨罗马-拜占庭帝国时代◈✿，可备一说◈✿，并在学界引起广泛争鸣◈✿。

　　罗马—拜占庭帝国边疆研究也受到国内学者相当广泛的关注◈✿。众多学者探讨了西方学界罗马边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欧美古典学术界关于“大战略”理论的争论◈✿、古代中国与罗马经略边疆的思想◈✿、罗马—拜占庭边疆涵义的流变◈✿、罗马军队在边疆行省经济开发中的影响◈✿、罗马帝国早期构筑完成的东部边疆防御体系对晚期罗马帝国与拜占庭时期边疆防御的影响以及罗马帝国早期的疆域观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

　　综上所述◈✿，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边疆研究的关注点一般在于边疆的形成过程◈✿、探讨边疆的性质◈✿、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边疆的建筑活动◈✿、分析边疆的功能以及帝国的边疆政策等问题◈✿。 在罗马—拜占庭边疆研究中◈✿，曾经涉及或使用的理论包括19世纪英国强调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的边疆理论◈✿、文明扩张导致“文明”与“野蛮”边界的殖民主义理论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美国学者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边疆学说◈✿、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边疆极限的经济与生态学解释等◈✿。虽然前人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与广泛◈✿，但就目前所见◈✿，特别是就国内研究而言◈✿，边疆地区与早期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联◈✿、精英阶层的理想边疆与边疆实际状况之间的区别等诸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分析◈✿。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史料与前人研究成果就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治理及其特征做初步分析◈✿。

　　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的出现◈✿、形成与维持均与罗马的军事征服密切相关◈✿。在帝国的征服与军事占领造就了边疆之后五五世纪平台怎么样◈✿，军队就是帝国权力与威望在边疆地区的显现◈✿，并成为帝国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最基本保障◈✿。早期拜占庭帝国基本疆域的大致形成◈✿，正是由于在5世纪期间帝国失去了对西部边疆的控制◈✿。因此◈✿，从帝国治理的角度看◈✿，早期拜占庭帝国在边疆的持续军事存在◈✿，以及以此为后盾的帝国政府对于边疆地区地方行政的指导和干预◈✿，为帝国边疆塑造出了一种外在的统一性特征◈✿。

　　正是因为早期拜占庭帝国疆域的形成与罗马的军事征服直接相关◈✿，帝国边疆的巩固与维持长期以来就是以军事能力为基础的◈✿，即利用军队对被征服的周边族群或政权曾经治理的地区持续施加强制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在帝国资源支持之下的军队所能征服并立足的地区就成为帝国在这一时期的边疆地带◈✿。在帝国时期◈✿，奥古斯都尽一切可能令这支军队上下均向皇帝个人效忠◈✿；由奥古斯都创立的这一军队体制的元素直至公元4世纪在基督徒皇帝的军队中仍然能够见到◈✿。

　　以皇帝为首的军队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被大量部署在边疆或邻近边疆的行省与地区◈✿，成为支撑帝国边疆治理及确保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权威的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早期拜占庭帝国高度关注军队建设的原因之一◈✿。4世纪之后的皇帝在其辖区内的军队指挥◈✿、调动◈✿、部署◈✿、补给◈✿、训练◈✿、人员补充◈✿、军官黜陟等方面均有实际或名义上的最高权威◈✿。在5世纪30年代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中◈✿，无论是官兵的休假安排◈✿、退役◈✿、供应军队的面包(panis)或硬饼干(buccellatum)的烤制与运输以及军服的供应◈✿，还是军人的晋升◈✿、新兵的征募要求和逃避兵役的惩罚等◈✿，皇帝都是最高裁决者与规则设立者◈✿。

　　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统治前期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中也能见到类似现象◈✿。在法典第12卷中集中收录了关于军事事务◈✿、军粮分发◈✿、军粮烤制与运输◈✿、军服◈✿、休假◈✿、新兵◈✿、逃兵及隐匿逃兵者◈✿、退伍老兵等事务的皇帝诏令◈✿。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期编纂完成的《新律》(Novels)中◈✿，帝国安全被认为由军队的指挥与纪律所决定◈✿，当军队稳定时◈✿，国家就会繁荣◈✿，并以此为理论基础颁布诏令打击逃兵与隐藏逃兵的行为◈✿。军队的调动与补给被宣称是对于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事务◈✿，为此以细致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在早期拜占庭帝国◈✿，将领都以皇帝的名义任免◈✿、晋升与调动◈✿。军队的结构性改革也只能由皇帝推动◈✿。虽然皇帝实际上可能并无法如臂使指般控制军队◈✿，但是军队确实在名义上应当服从皇帝的命令并为皇帝服务 ◈✿，由此成为帝国外在统一性的最重要体现以及帝国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最关键保障◈✿。

　　这样一支军队驻扎于边疆地区◈✿，无论他们驻扎的地区距离帝国的权力中心多么遥远◈✿，他们都代表着帝国政府的尊严◈✿、权威与意志◈✿，并听命于皇帝的驻军首领或地方长官◈✿。当然◈✿，有些驻军首领或地方长官可能会起兵叛乱◈✿，造成军队内部或帝国边疆辖地与帝国统治核心的分裂◈✿。在此之后◈✿，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夺取皇位◈✿，则帝国与军队都将重获统一◈✿；如果他们未能成功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则随着叛军的失败以及之前曾经进入割据状态的行省或地区被帝国军队重新征服◈✿，帝国与其军队也将再次统一于由于战胜叛乱者而确保了其合法性的皇帝及其政府的权威之下◈✿。在这一前提下◈✿，帝国边疆驻军就成为帝国在当地树立威望与行使权力的象征◈✿。听命于皇帝的军队的长期存在既是边疆行省得以保持在帝国框架中的必要条件◈✿，也是帝国法律与皇帝以下各级官员的命令得以在边疆地区有效推行的必要条件◈✿。虽然早期拜占庭帝国各边疆地区的驻军◈✿，尤其是边防部队◈✿，日益显现出与其所属地区的紧密联系◈✿，但就整体而言◈✿，他们仍是帝国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较为统一的指挥结构◈✿、层级◈✿、纪律◈✿，根据帝国的法律得到补充与补给◈✿，并接受各级军事主官的指挥与命令◈✿，而全体士兵的最高指挥官以及最终效忠对象则是皇帝◈✿。

　　由此◈✿，边疆驻军既是边疆地区与其他行省在政治上成为一体的具有强制力量的保障◈✿，又由于从属于帝国军队这一集体而成为边疆地区统一性的外在表现◈✿。实际上◈✿，一旦某处边疆驻军撤离边疆或在战争中失败◈✿、瓦解或崩溃◈✿，这一地区便有可能脱离帝国控制◈✿，帝国中央政府在当地的有效治理便有可能就此正式告终◈✿。5世纪初期的莱茵河边疆◈✿、不列颠边疆以及5世纪30年代的阿非利加边疆就是典型例证◈✿。这些地区的居民从其现实经验中对此有深切体会◈✿，如果他们仍然希望保留于帝国之内◈✿，便会期盼帝国军队重新出现◈✿，这就是5世纪前期不列颠居民多次请求西部帝国中央政府实际控制者派遣军队的原因◈✿。

　　如果说边疆驻军是将边疆地带纳入帝国之内的强制力量与权威象征以及帝国政府在当地进行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保障的话◈✿，那么帝国对于地方行政事务的指导与干预则体现出◈✿，边疆地区日常事务从属于帝国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限于帝国广阔的疆域以及当时有限的交通与通讯手段◈✿，帝国对其统治下的地区无法实施较为严密的控制五五世纪平台怎么样◈✿。除了臣服于帝国与皇帝并缴纳税收外◈✿，各地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与地方具体事务完全没有联系◈✿。实际上◈✿，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伴随着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帝国对地方事务的各种干预也不断增加◈✿。皇帝与帝国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干预以及边疆地区的日常治理体现了帝国整体在行政上的统一性◈✿。

　　早期拜占庭帝国对边疆地区地方事务的指导与干预主要又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根据以皇帝为代表的帝国政府的需要◈✿，在边疆地区设立各种行政机构与官员◈✿，并依照皇帝的意愿改变边疆地区的行政地理区划◈✿；第二种是帝国中央政府直接介入当地事务◈✿。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从共和国时期开始◈✿，罗马就在其征服地区设立行省以方便治理◈✿。至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行省仍然是帝国对边疆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其总督的任免以及行省的设立◈✿、取消◈✿、分割或重组均由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决定◈✿。

　　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在行省之上出现了行政区(diocese)与大区的行政区划◈✿。这些行政区与大区的设立与地理划分同样取决于皇帝的诏令◈✿，所有边疆地区的行省均从属于某个大区与行政区◈✿。与行省总督一样◈✿，帝国行政区与大区长官的任免均以皇帝的命令作为合法性来源◈✿，而能够在帝国出任这些高级官职者不仅可以与皇帝保持个人联系◈✿，且在彼此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家族◈✿、姻亲与庇护关系◈✿，从而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无分南北◈✿、跨越东西◈✿、从皇帝所居之地直至各个边疆地带的人际与权力网络◈✿。实际上◈✿，这就导致在行省社会中出现了与之前地方精英不同的新型贵族◈✿，他们依靠来自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威望◈✿，在地方层面上实现其个人野心◈✿。

　　皇帝不仅保持对边疆地区最高行政官员(各种等级的行省总督◈✿、行政区长官◈✿、大区长官)的选择与任免权◈✿，还详细规定了各级行政机构官员的职责◈✿。在《狄奥多西法典》中◈✿，举凡大区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行政区长官(vicarius)◈✿、行省总督(rector provinciae)◈✿、行政官员的法律顾问(assessor)等各级官员的职责均有明确规定◈✿。在《查士丁尼法典》与《新律》中同样不乏类似条文◈✿。除了规定具体职责之外◈✿，皇帝们还限定各级行政官署的人员定额◈✿，如365年规定阿非利加行政区长官官署的下属职员不得超过300人◈✿，386年规定所有行政区长官下属官员不得超过300人◈✿，394年规定东方行政区伯爵官署的执行吏(apparitor)以600人为限◈✿。6世纪30年代从汪达尔人(Vandals)手中收复北非后◈✿，查士丁尼一世在当地设立大区◈✿，规定其长官官署职员不得超过396人◈✿，并公布了大区长官以下各级各类行政官员的人员定额与薪酬◈✿。在人员数量◈✿、所关注事务的范围以及执行能力与效率上◈✿，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当代国家自然难以相比◈✿，但这些地方行政官署及其官员确实在皇帝与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外成为帝国政府在当地的代表与象征◈✿，是帝国政府与当地沟通联系的渠道◈✿，也是中央向地方发号施令◈✿、调拨人力物力的管道◈✿，从而成为帝国统一性在地方行政组织方面的集中表现◈✿。由此◈✿，边疆地区的行政机构就其存在本身显示出边疆地区在行政治理上是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的◈✿。

　　帝国干预边疆地区治理的第二种情况是介入当地具体事务◈✿，其中又可分为皇帝对地方事务的被动回应与主动干预◈✿。早期拜占庭帝国幅员辽阔◈✿，各地传统不一◈✿，需求各异◈✿，各个地区在同一时间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日常事务多以地方自治为主◈✿。不过◈✿，当出现自治市或地方官员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对某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出现异议时◈✿，地方官员◈✿、市民或行省居民均可以向皇帝提出上诉(appellatio)或请愿(preces)◈✿。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各地居民与城市均可向皇帝派遣使节陈述当地的苦情或请求恩典◈✿，皇帝将根据这些陈情分别予以回应◈✿。皇帝有时会在请愿书上写下批注(annotatio)◈✿，更多的时候会发布批复(reum)◈✿。在《狄奥多西法典》中现存的早期拜占庭帝国皇帝们的法令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都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特定事件或案件的皇帝批复◈✿，并为此就各种批复的效力◈✿、使用范围等做出了详细规定◈✿。

　　如果说针对上报至皇帝或帝国中央政府的问题给予回应是对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地方事务的被动介入的话◈✿，那么通过法令◈✿、文告与强制手段要求边疆地区服从帝国政府在帝国范围内设定的某一普遍规定◈✿，则是帝国政府对边疆地方事务的主动干预◈✿。其中◈✿，各种税收的征集是帝国政府显示在地方的权威与有效治理的重要行政手段之一◈✿。笔者在此无意一一列举充斥于《狄奥多西法典》与《查士丁尼法典》中的众多法律条文五五世纪平台怎么样◈✿，《狄奥多西法典》第11卷以及《查士丁尼法典》第10卷与第11卷中这类条文尤其集中◈✿。从条文中可以看出◈✿，处于帝国统治之下的边疆地区◈✿，均必须按照帝国规定进行赋税评估与登记并缴纳税收◈✿。如有减免税收的情况◈✿，则一定是出于皇帝的恩赐与命令◈✿：尤里安(Julian◈✿，361—363年在位)皇帝曾经在363年减免阿非利加行政区的所有滞纳赋税◈✿；在414年◈✿，除了来自多西梅乌姆(Docimeum)◈✿、普洛科内苏斯(Proconnesus)和特洛阿德(Troad)这三个地区矿场债务人的应缴赋税之外◈✿，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减免了东方大区所有行省从368年至408年的所有属于一般账目的滞纳赋税◈✿；皇帝在422年对北非一些行省的土地税予以减免◈✿；等等◈✿。无论是征集还是减免税收◈✿，均展现了帝国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带的直接有效治理◈✿，并显现出边疆作为帝国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

　　除了税收之外◈✿，另一可以体现帝国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治理中进行主动干预的重要方面与宗教有关◈✿。皇帝们为了推行自己所支持的宗教或是某个教派而采取的行动同样会对边疆地区居民造成影响◈✿。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对基督教的支持◈✿、尤里安复兴多神教的活动◈✿，以及各自支持不同派别的基督徒皇帝强制推行自己所认为的正统信仰的行为◈✿，无不影响到相应的边疆地区居民◈✿。由于在尤里安之后的帝国皇帝均是基督徒◈✿，帝国中央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支持再未动摇并且日益加强◈✿。在这种状况下◈✿，至5世纪时◈✿，在帝国的各大边疆地区◈✿，与帝国其他地区一样◈✿，虽然多神教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仍然存在◈✿，但基督教已经成为官方支持的主流宗教◈✿；至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在帝国的边疆地区◈✿，基督教的主流地位仍然得到保持◈✿，从而在宗教上显现了帝国中央政府边疆治理中的某种外在统一性◈✿。除此之外◈✿，早期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发行的钱币通行于边疆地区◈✿，皇帝将边疆地区的城镇升格为城市◈✿，帝国在边疆地区设立驿站与建设道路等诸种活动均体现了早期拜占庭帝国在边疆治理中赋予帝国边疆地区的外在统一性特征◈✿。

　　在边疆地区治理中◈✿，虽然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中央政府以军队为后盾在边疆地区确立了一种具有外在统一性的政治体系与行政框架◈✿，但是帝国政府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是◈✿，边疆地区存在着内在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尤其以语言和族群最为明显◈✿。无论是族群还是语言◈✿，帝国的边疆地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元化的结构◈✿，前述边疆地区的统一性特征本质上来自帝国的武力征服◈✿，以及其后借助帝国军队与权威并同地方精英合作施加于边疆地区的有限的行政管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外在的统一性并不能自动令边疆地区内在的多元性消失◈✿，这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在边疆地区治理中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状况◈✿。

　　就族群而言◈✿，帝国并不存在单一的“罗马人”◈✿。这一点无论是在帝国边疆还是内地都是如此◈✿。帝国居民总体上承认帝国的存在与统治◈✿，服从帝国法律与皇帝诏令◈✿，但是帝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族群◈✿，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其族群之混杂展示出与想象中的“罗马人”相当不同的景象◈✿。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年在位)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Antonine Constitution)◈✿，将罗马公民资格授予罗马帝国内具有自由身份的“外邦人”(peregrini)◈✿，标志着罗马公民群体扩大的顶峰◈✿，由此◈✿，罗马公民身份以及公民权不再代表一种特殊地位◈✿。这种法律上的公民身份授予不代表族群或地方居民身份的消失与改变◈✿，罗马公民身份与原有族群身份并非彼此对立不能并存◈✿，两者同时兼具才是3世纪之后帝国各地众多居民的正常状态◈✿。

　　犹太人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典型代表◈✿。犹太人散布于帝国各地◈✿，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东方边疆地区至莱茵河边疆地区均能发现犹太人的踪迹◈✿。在帝国官方看来◈✿，犹太人是帝国公民◈✿，同时也与“罗马人”有所区别◈✿。在398年颁布的一条诏令中◈✿，皇帝要求◈✿：“在那些与他们的迷信无关但与审判地◈✿、法律(leges)和法(iura)有关的案件中◈✿，生活于罗马人的法和共同法之下的犹太人应当按照传统前往法庭◈✿，并在所有的诉讼中根据罗马人的法律提出与接受诉讼◈✿。总之◈✿，他们应当服从我们的法律◈✿。只有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有犹太人认为◈✿，通过双方同意遵守根据双方的仲裁协议达成的判决◈✿，他们可以如同向裁断人提出诉讼一样向犹太人或族长提出诉讼的话◈✿，他们不应当在选择这些人裁判的问题上受到公法的禁止◈✿。”法令要求成为罗马公民的犹太人在罗马法的框架下处理诉讼显然是因为皇帝或其法律顾问认为他们在法律上属于“罗马人”◈✿，而承认犹太人在民事诉讼中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交由本族人裁决则是承认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所具有的习惯与传统◈✿。同年颁布的另一条法令规定犹太人不能以其身份逃避对所在城市的市议会的职责◈✿。从后一条法令可以看出◈✿，前述认知或许并不仅限于官方◈✿，同时也存在于犹太人群体之内◈✿，该法令的颁布可能是由于一些犹太人用族群及与族群身份相联系的宗教身份来回避伴随罗马公民身份而来的义务◈✿。

　　犹太人并不是唯一具有双重身份的族群◈✿，在帝国其他边疆地区◈✿，类似群体也并不鲜见◈✿。在阿非利加边疆地区◈✿，当地除了罗马公民之外◈✿，还居住着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的后裔与柏柏尔人(Berbers)等群体◈✿，大量柏柏尔人加入了帝国军队◈✿，其中必定有不少人由此获得了罗马公民身份◈✿。至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阿非利加边疆地区必然也会出现众多当地居民同时具有罗马公民的法律身份与柏柏尔人部族身份的现象◈✿。在帝国的东方边疆地区◈✿，从罗马美索不达米亚(Roman Mesopotamia)至罗马阿拉比亚(Roman Arabia)◈✿，居住着众多被归为阿拉伯人的群体◈✿。直至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他们原先的族群身份总体上依然得到保持◈✿。同样◈✿，在莱茵河边疆地区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法兰克人(Franks)作为帝国的同盟者居住于帝国境内并为军队服役◈✿，在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有大量法兰克人军官◈✿。法兰克人将军巴托(Bauto)的女儿在宦官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的帮助下甚至成为了阿尔卡迪乌斯(Arcadius◈✿，395—408年在位)的皇后◈✿。如巴托这样的法兰克人当然在法律身份上已经是罗马公民◈✿，但其族群身份仍然被史家特别标出◈✿。

　　除了法兰克人外◈✿，阿兰人(Alans)◈✿、哥特人(Goths)◈✿、汪达尔人◈✿、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赫鲁尔人(Heruls)◈✿、苏维汇人(Suevi)◈✿、匈人(Huns)等群体的移民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分布在莱茵河边疆地区◈✿、多瑙河边疆地区与东方边疆地区◈✿，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也加入帝国军队◈✿，这实际上是罗马帝国早期类似状况的延续◈✿。移民或移民后代成为帝国高官的也为数甚多◈✿，著名的如盖伊纳斯(Gainas)◈✿、斯提里科(Stilicho)◈✿、弗拉维塔(Fravitta)◈✿、阿斯巴(Aspar)等人甚至曾对帝国政局造成重大影响◈✿。这些出身“蛮族”的将领当然从法律上已经成为帝国公民◈✿，但是其族群身份依然受到其他帝国精英的特别关注◈✿，甚至成为对这些将领进行政治攻击的理由◈✿，并成为导致盖伊纳斯◈✿、斯提里科先后垮台的因素之一◈✿。阿斯巴虽然大权在握◈✿，但依然不愿自立为帝的部分原因可能也与其族群身份有关◈✿。如果说已经进入帝国社会与政府最顶层的“蛮族”精英尚且受到双重身份的困扰◈✿，那么就更没有理由认为边疆地区的大量普通“蛮族”移民可以完全摆脱其族群身份◈✿。

　　此外◈✿，边疆地区族群群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地方性的◈✿。一般认为◈✿，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可以分为东部的希腊语地区和西部的拉丁语地区◈✿。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虽然拉丁语与希腊语属于帝国的官方语言(拉丁语的官方语言地位随着西部帝国的瓦解在东部帝国被希腊语逐渐取代)◈✿，也是地中海世界精英阶层互相沟通的基本工具◈✿，但各种地方性语言或与族群相联系的语言长期存在◈✿，这一点在边疆地区尤为明显◈✿。

　　在北非存在着两种强大的语言传统◈✿，即当地人的利比亚语(Libyan)与布匿语(Punic)◈✿。从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直至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是利比亚语的分布区域◈✿。在这些地区◈✿，利比亚语铭文时常与拉丁语和布匿语并列出现◈✿。布匿语在努米底亚(Numidia)◈✿、阿非利加同执政官行省(Africa Proconsularis)的黎波里塔尼亚使用◈✿。直至5世纪时◈✿，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布道时仍必须借助布匿语译员◈✿。在莱茵河边疆◈✿，虽然凯尔特语(Celtic)被提及的不多◈✿，但显然直至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仍然存在◈✿。4世纪时◈✿，特里尔周边地区仍然在使用凯尔特语◈✿。

　　东方边疆地区的语言分布更加多样化◈✿。在小亚细亚◈✿，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吕底亚(Lydia)◈✿、吕考尼亚(Lycaonia)◈✿、伽拉提亚(Galat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均有当地的独立语言◈✿；阿拉米语(Aramaic)则在从高加索(Caucasia)的伊比利亚(Iberia)直至巴勒斯坦(Palestine)的广大区域都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种阿拉米语方言包括纳巴泰语(Nabataean)◈✿、帕尔米拉语(Palmyrene)与埃德萨语(Edessean)◈✿；纳巴泰语铭文的分布地北至大马士革(Damascus)◈✿，南至希贾兹(Hejaz)与西奈半岛(Sinai)◈✿，直至4世纪中期仍有纳巴泰语铭文出现◈✿；4世纪时◈✿，埃德萨语以叙利亚语(Syriac)为人所知◈✿；4至5世纪时◈✿，叙利亚语地区向西扩展◈✿，成为巴勒斯坦◈✿、叙利亚(Syria)◈✿、奥斯若恩(Osroene)与美索不达米亚众多居民的第一语言◈✿，5世纪时有18名埃德萨主教用叙利亚语在希腊语教会文件上签名◈✿；希伯来语则将帝国之外的犹太人群体与居住在巴勒斯坦和埃及的犹太人群体联系起来◈✿。在东方边疆◈✿，当地人使用的另两种语言是萨法提语(Safatic)与阿拉伯语◈✿。在西奈半岛◈✿、内盖夫地区(Negev)◈✿、浩兰(Hauran)与外约旦(Transjordan)沙漠等地发现了超过1.5万条萨法提语涂鸦◈✿；在内盖夫也发现了4世纪的阿拉伯语铭文◈✿。在埃及◈✿，除了希腊语外◈✿，当地人从2世纪开始广泛使用科普特语(Coptic)◈✿。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并不是民族国家◈✿，所谓拉丁语是帝国西部的通用语言◈✿、希腊语是帝国东部的通用语言一说也只是概而论之◈✿，实际上每个地区或城市都有不同的传统◈✿，很多地区都混杂居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居民◈✿。

　　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地区语言的多样性与族群的多样性存在着密切关联◈✿，这正是罗马—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征服政权与生俱来的特征◈✿。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边疆地区是随着军事扩张而产生的◈✿，也是通过军队的驻守来维持的◈✿，帝国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进行治理的权威依赖于帝国对边疆地区军事控制的有效性◈✿，而帝国地方自治的管理模式则长期得到保持◈✿。即使早期拜占庭帝国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强化◈✿，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边疆地区的族群又由于战争或迁徙而不断有所变动五五世纪平台怎么样◈✿，所有这一切都导致边疆地区的“罗马化”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流于表面◈✿，局限于罗马式建筑◈✿、对于帝国及其法律的服从◈✿、向地方行政长官与军队提供各类服务◈✿、在法庭或地方政府中使用帝国官方语言等◈✿。帝国政府没有意愿也不可能在边疆地区强制推行语言统一与族群融合◈✿，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既定现实◈✿：边疆的现状总是随时间流逝与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变◈✿。

　　实际上◈✿，即使是长期作为帝国官方语言的拉丁语◈✿，在帝国的希腊语地区和希腊化世界也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与使用◈✿。拉丁语主要局限于军营◈✿、政府◈✿、法庭以及出于自身需求而学习的地方精英与民众之中◈✿，如渴望步入仕途◈✿、有求学和学术热忱◈✿、需要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利益◈✿、希望与官员或贵族建立联系等情况◈✿；而一旦帝国西部地区不再是帝国的组成部分◈✿，拉丁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便逐渐被希腊语所取代◈✿。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与族群的多样性一样◈✿，不仅是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在治理边疆地区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贯穿早期拜占庭帝国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罗马帝国早期关于边疆的经典表述中◈✿，帝国并不存在边界◈✿。维吉尔就宣称罗马是“没有尽头的帝国”◈✿，并且没有任何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至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受到对“3世纪危机”的回忆以及之后层出不穷的边疆安全问题的影响◈✿，这种表述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在新的表述中◈✿，帝国边疆无尽扩张的理念被封闭设防的边疆治理理论所取代◈✿，从而显现出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治理在理论上的封闭性◈✿。这种理论上的封闭性不仅出现在帝国精英的心理认知之中◈✿，还影响到了对皇帝形象的建构◈✿，同时也体现在帝国政府对防御设施建设的重视和相关实践中◈✿。

　　在早期拜占庭帝国精英阶层的表述中◈✿，封闭的边疆是保卫帝国免于周边“蛮族”入侵的必要条件◈✿。君士坦丁一世时期◈✿，一位颂辞作者称◈✿，“以固定的间隔修建的据点只能装点而无法保护边境”◈✿；出于颂扬皇帝的目的◈✿，颂辞作者称皇帝本人的神圣存在是帝国最好的防御◈✿。在表明对边疆防御设施未能如理想般环绕边境的不满后◈✿，对皇帝的赞美当然是颂辞作者出于其文体与听众的考虑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对照◈✿，4世纪的一位无名作者在其向皇帝提出建议的论文《论战争事务》(De Rebus Bellicis)中◈✿，认为保护国家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道连续不断的堡垒防线罗马里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由一道坚固的城墙与强大的哨塔彼此连接◈✿。曾在多位皇帝政府中担任高官的4世纪哲学家与演说家泰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在其演说中赞颂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在多瑙河(the Danube)边疆的成就◈✿，称他建设了一道从内陆至海岸的坚固无比的城墙◈✿，并配备了要塞堡垒◈✿、武器与士兵◈✿。6世纪史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在《建筑》中也歌颂查士丁尼一世用防御设施容纳了“罗马人疆域最遥远的边界”◈✿；称查士丁尼为了防止“蛮族”突然袭击而建设无数要塞◈✿，并给这些要塞配备了大量守卫部队◈✿，同时为敌人设置了所有其他可能的障碍◈✿。

　　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知识与政治精英的想象与认知中◈✿，帝国四周充满着各种“蛮族”◈✿，国家被这些野蛮人所包围◈✿。他们在留下的作品中不断重复列举各种“蛮族”◈✿，宣扬“蛮族”的野蛮◈✿、恐怖与威胁◈✿。为了应对“蛮族”的威胁◈✿，一道由城墙◈✿、要塞与军队所环绕的边疆在时人看来必不可少◈✿。毕竟◈✿，边疆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帝国安全◈✿，防止敌人进入帝国疆域◈✿。在罗马帝国史上◈✿，对皇帝而言◈✿，军事胜利与保持政治权力的能力息息相关◈✿。能够战胜“蛮族”并保卫帝国是皇帝增强统治合法性与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因素◈✿。与此相伴的皇帝形象塑造模式在进入早期拜占庭帝国阶段后仍然得到延续◈✿。

　　被后世拜占庭学者普遍视为拜占庭帝国首位皇帝的君士坦丁一世的形象塑造离不开对其保卫帝国功绩的强调◈✿。307年的颂辞称赞君士坦丁一世战胜大批蛮族◈✿，解放了不列颠◈✿。4世纪著名史家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论及皇帝尤里安时◈✿，将他在高卢战胜“蛮族”保卫边疆的战争视为罗马走向新时期的转折点◈✿。389年◈✿，修辞学家拉提努斯•帕卡图斯•德雷帕尼乌斯(Latinus Pacatus Drepanius)在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的颂辞中赞美他应被称为“撒克逊人征服者(Saxonicus)◈✿、萨尔玛提亚人征服者(Sarmaticus)与阿拉曼尼人征服者(Alamannicus)”◈✿。奥古斯丁称赞君士坦丁一世“统治长久◈✿，作为独一的皇帝保住并防卫了整个罗马世界”◈✿。由此可见◈✿，边疆地区的防御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帝国安全在帝国精英的笔下和认知中成为边疆治理的一大重要问题◈✿。

　　在现实中◈✿，皇帝们也极为重视边疆据点的建设◈✿、修缮与守卫工作◈✿，防止“蛮族”通过边疆渗透进入帝国◈✿。364年◈✿，约维安(Jovian◈✿，363—364年在位)命令河岸达西亚行省将军(dux Daciae Ripensis)不仅要修复其辖区内的哨塔◈✿，还应当每年在边境内合适的地点修建新哨塔◈✿，如果未能完成任务◈✿，即使将军已经卸任◈✿，也必须被召回边境以私人财产完成应当修建的防御塔楼◈✿。409年◈✿，皇帝颁布诏令◈✿，要求拥有边境与壕沟(fossatum)附近土地的人承担边境与壕沟的保卫工作五五世纪平台怎么样◈✿，从而令所有边境与壕沟得以保持稳固◈✿。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491—518年在位)时期◈✿，强化了狄奥多西奥波利斯(Theodosiopolis)的防御并为其修建了一道新城墙◈✿，奇塔里宗(Citharizon)与米利提尼(Melitene)的防御设施得到了普遍加强◈✿，欧罗普斯(Europus)的城墙也得到了加固◈✿；在巴特纳(Batnae)◈✿、博尔萨(Birtha)与埃德萨◈✿，皇帝以中央政府的资助鼓励当地居民修复与建造防御设施◈✿，埃德萨为此得到200磅黄金◈✿；也正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开始了达拉城(Dara)的建设◈✿。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据说为了保护帝国修复了各个城市的城墙◈✿。普罗柯比连篇累牍地描绘查士丁尼一世的建筑活动◈✿，其中包括大量建设边疆城市与修复◈✿、加强城防体系的事例◈✿，这些之中有的是对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工作的延续◈✿，如重建达拉城的城墙与塔楼◈✿。在北非重归帝国治下之后◈✿，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查士丁尼一世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城市防御设施与边防据点的新建◈✿、修复与重建工作◈✿，并在内陆地区修筑要塞防备摩尔人(Moors)的袭击◈✿。

　　总体来看◈✿，在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的边疆治理中◈✿，帝国的知识精英(以前述各类文人墨客为代表)与政治精英(以皇帝为代表)在边疆治理理念中均将安全问题置于首位◈✿，提出了与罗马帝国早期不同的政治表述◈✿，并力求予以实现◈✿，亦即应当以各种防御设施封闭边疆◈✿，实现将“蛮族”阻挡在边疆之外的目的◈✿。

　　虽然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边疆地区在精英阶层的理想和诉求中是对外封闭的◈✿，但无论是人员交流还是商贸往来◈✿，帝国边疆从未能真正起到隔绝帝国与周边地区联系的作用◈✿。帝国精英关于边疆封闭性的论述◈✿、心理期待以及帝国政府的行为并不等同于真实的边疆治理状况◈✿。

　　其一◈✿，帝国边疆地区与周边“蛮族”地区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人员交流◈✿。其中最重要的人员交流形式是移居迁徙◈✿。在罗马帝国的整个时期都不断有日耳曼人来到莱茵河以西定居耕作并为帝国服军役◈✿。在3至4世纪时◈✿，在莱茵河西岸有法兰克人定居◈✿。与此同时◈✿，东方边疆地区的堡垒无法阻止阿拉伯人部族在西奈半岛◈✿、巴勒斯坦或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的游牧生活或是择地定居◈✿。多瑙河边疆地区的防线同样无法阻止日耳曼人◈✿、匈人◈✿、阿瓦尔人(Avars)◈✿、斯拉夫人(Slavs)等周边族群的逐渐移入◈✿。

　　从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颁布禁止行省居民与“蛮族”成婚的法令来看◈✿，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帝国民众与“蛮族”互通婚姻的情况显然已经是普遍现象◈✿，显示出移居迁徙对帝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之广泛◈✿。与此同时◈✿，移居迁徙并不是单向的◈✿，帝国境内居民出于各种原因同样会经由边疆地区移居到帝国之外◈✿，这些移居有些出于自愿◈✿，有些则出于被迫◈✿。查士丁尼一世时代欲往波斯寻找学术乐土的哲学家们属于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多为“蛮族”入侵或劫掠期间被掠往国外的边疆居民◈✿。在后一种情况中◈✿，有些边疆地区居民在此之后又会通过缴纳赎金的方式回到帝国◈✿。实际上◈✿，究竟有多大比例的边疆居民出于自愿到“蛮族”地区生活是无法知晓的◈✿。366年◈✿，时任皇帝曾经发布诏令◈✿，宣布◈✿：“如果任何人由于被俘的原因而被带走的话◈✿，他们应当知晓◈✿，如果他们不是移居那里而是被敌人的入侵强制掳走的话◈✿，他们必须迅速回到自己的土地◈✿，并且他们应当通过复境权接受他们之前持有的田地或奴隶◈✿，无论这些财产是由我们的国库占有或是由于君主的慷慨而被转交给了其他任何人◈✿。不应有人担心任何反诉的拖延◈✿，因为只应当询问一个问题◈✿：一个人与蛮族离开究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还是受到强迫◈✿。”显然◈✿，自愿前往“蛮族”地区生活的帝国民众为数必不在少◈✿，否则没有理由在诏令中强调需要弄清这个问题◈✿。无论政治边界如何划分◈✿，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些边界都是可以轻易穿越的◈✿。除了移居迁徙之外◈✿，帝国与周边“蛮族”的使节往来◈✿、边疆地区居民中的间谍或背叛行为◈✿、跨越边疆地区界限的朝圣活动所吸引的人流也都是边疆地区人员交流的重要形式◈✿。

　　其二◈✿，从边疆形成开始◈✿，边疆地区的商贸活动就从未因为政府禁令而真正在大范围内长时间中断过◈✿，相反◈✿，边疆地区是帝国与周边“蛮族”进行商品交换与贸易活动最重要的通道与最主要的渠道◈✿。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将帝国的资源与产品输出到帝国之外◈✿，以及将帝国疆域之外的商品与物资输入帝国之内◈✿，都无法彻底绕过环绕着帝国的陆路边疆地区◈✿。即使从事海运贸易◈✿，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前往帝国之外地区的商船或是从帝国之外来到帝国的船只也必须在边疆地区的沿海港口进行补给与修整◈✿。实际上◈✿，许多位于边疆地区的城市正是跨区域海运贸易的重要节点◈✿，最典型的莫过于位于红海沿岸的埃及行政区与阿拉比亚行省的城市◈✿。与萨珊波斯的长期对峙也并未令两大帝国间的边疆完全对对方封闭◈✿，双方仍通过边疆地区的贸易城市进行着商贸活动◈✿。边疆地区行政机构的创设时常会改变现有的地区交换模式◈✿，而通过边疆行省的创建所实现的边界的推进则为帝国内部产品的销售打开了新的市场◈✿，帝国驻军显然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蛮族”土地上种类繁多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带入帝国◈✿，包括各种原材料◈✿、奴隶以及丝绸与香料等奢侈品◈✿，罗马货物也不断出口至“蛮族王国”◈✿。

　　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通过边疆地区与周边“蛮族”地区产生的经济联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种贵重商品的长距离贸易活动◈✿。早期拜占庭帝国与周边“蛮族”地区进行贵重商品长距离贸易的通道主要集中于帝国东方边疆以及多瑙河边疆或其邻近海域◈✿。

　　在贵重商品中◈✿，丝绸不仅在罗马帝国时期长期得到关注◈✿，也是早期拜占庭帝国经由长距离贸易商道输入的最重要的奢侈品◈✿。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更以“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n)命名古代东西贸易通道◈✿，从而赋予丝绸这一货物以东西方物质交流标志的意义◈✿。帝国初期的知识精英对丝绸制造过程的了解较为贫乏◈✿，这种状况可能一直延续至蚕种在公元552年前后传入帝国之时◈✿，而知识精英认知的变化又从侧面展现了边疆的现实开放性对帝国的影响◈✿。

　　无论是丝绸贸易还是蚕种传入◈✿，均发生于连接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国际商道“丝绸之路”上◈✿。根据张绪山教授的看法◈✿，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中部亚洲绿洲之路◈✿，这条路线源自中国西北部◈✿，经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至巴克特里亚◈✿，经伊朗高原至地中海东岸地区◈✿。早期拜占庭帝国所辖的罗马美索不达米亚正处于这条贸易通道之上◈✿。帝国治下的叙利亚◈✿、腓尼基等地则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终点◈✿，而经由一系列中介者之手被运至上述地段的丝绸和生丝◈✿，或在当地由手工业者进一步加工后进入地中海世界的商品市场◈✿，或被运至其他城市与作坊进行销售或加工◈✿。丝绸贸易获利巨大◈✿，丝绸也因为贵重而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丝绸贸易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除中亚绿洲之路外◈✿，早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存在着一条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的欧亚草原之路◈✿。这条商道西起黑海沿岸当着罗晋的面草唐嫣◈✿，溯顿河向东经过南西伯利亚草原◈✿，沿咸海和里海北岸到达阿尔泰山脉地区◈✿，再由阿尔泰山南麓东行◈✿，越过戈壁沙漠与蒙古草原◈✿，到达华北地区◈✿。至公元3世纪时◈✿，又开通从天山北麓西行◈✿，沿咸海◈✿、里海北岸至黑海沿岸与罗马帝国的“北新道”◈✿。该条商道所连接的黑海沿岸地区与城市正介于帝国东方边疆北部的高加索地区与多瑙河边疆之间◈✿，来到黑海地区的各种商品货物经由商人转运可以通过多瑙河与爱琴海进入地中海贸易体系◈✿，而帝国境内的商品货物也可以经由这条路线向外输出◈✿。草原之路真正的西部终点则是多瑙河边疆地区的首要设防城市◈✿、4世纪出现的拜占庭帝国首都◈✿、位于欧亚交通咽喉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来自东方的商品转运至黑海东岸后◈✿，最终可前往君士坦丁堡◈✿。

　　东西方贸易的第三条重要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商路由中国南部海岸出发◈✿，绕航印度支那半岛◈✿，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再经孟加拉湾向西◈✿，可通过波斯湾与红海航线连接地中海东部地区商路◈✿。该商路的西段终点邻接罗马阿拉比亚与埃及◈✿。6世纪时控制红海南部贸易的是阿克苏姆王国(Aksum)与阿拉伯人的希米亚尔王国(Himyarites)◈✿，查士丁尼一世企图借助他们打破萨珊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但未能成功◈✿。虽然早期拜占庭帝国无法实现对“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控制◈✿，但经此而来的产品仍然可以从帝国东部边疆进入帝国◈✿，而拜占庭商人一般也可以自由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段航路◈✿。就此而言◈✿，留下了《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的6世纪商人◈✿、“印度旅行家”科斯马斯可为显例◈✿。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不仅曾经在地中海航行◈✿，还为了商业目的进入过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

　　虽然贵重商品贸易在早期拜占庭帝国与周边“蛮族”的经济互动中长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是对帝国边疆附近的绝大部分居住者来说◈✿，日用品也是边疆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尔逊指出◈✿，帝国与边疆之外地区之间的贸易曾经被认为只是局限于少量奢侈品◈✿，并不具有高度重要性◈✿，但是考古发现已经让学者重新评价了这一观点◈✿。此外◈✿，大量证据证明◈✿，为了供应驻军日常所需◈✿，帝国商人与军队人员从边疆之外收集补给◈✿；与此同时◈✿，帝国的手工业制品通过如多瑙河边疆的琥珀之路(amber route)或是北非与罗马阿拉比亚沙漠中的商路输送至“蛮族”地区◈✿。

　　早期拜占庭帝国(或晚期罗马帝国)的边疆地区是因军事征服而出现的◈✿，帝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是依靠驻军所提供的强制力维持的◈✿，边疆地区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依托军队的威力与帝国的威望而成为帝国政府在地方的代表◈✿，这一切都显示出帝国边疆地区的存续与帝国军队有着紧密关联◈✿。由此可见◈✿，早期拜占庭帝国的边疆治理显现出外在的统一性与理论上的封闭性◈✿。同时◈✿，边疆地区并非只是一个军事区域◈✿，这里是多个族群共同生活◈✿、多种语言文化并存的区域◈✿，也是与边疆之外地区长期保持人员交流与频密商贸往来的开放空间◈✿。这些也是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治理不可忽视的特征◈✿。在4至6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边疆治理的历史中◈✿，通过帝国边疆地区内外长期和平与暴力并存的交流与往来◈✿，早期拜占庭帝国与周边“蛮族”得以保持长期的互动联系◈✿，并由此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最终◈✿，早期形成的外在统一性◈✿、族群多元性◈✿、理论封闭性与现实开放性这四个边疆治理特征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得到了保留◈✿，从而构成了拜占庭帝国边疆地区治理的基本框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纸巾用品◈✿，五五世纪(中国)官方网站◈✿，日化用品◈✿，五五世纪官网◈✿，